革命论本义论与实用说陈独秀马克思主义文学批(3)

二、“文学本义论”：文与言一致

文学为政治服务，以致文学与政治合一，确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进程中屡屡出现的问题，也阻碍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建构。陈独秀取“写实”而弃“空想”的文学主张，与其政治理念浑融一体，或者说，是他实现社会革命的重要途径。不过一方面，“政治”在陈独秀那里是一广义、宽泛的概念，变革社会、启迪民智以国富民强，是当时最大的政治。另一方面，文学为政治服务并不必然意味着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庸乃至载体，两者的“合一”也只是在世界潮流、时代精神上的步调一致，并不意味着文学被一时一刻的政治任务所充塞。陈独秀排斥贵族文学，是因其“藻饰依他，失独立自尊之气象”；排斥古典文学，是因其“铺张堆砌，失抒情写实之旨”。他激烈抨击韩昌黎变古之后的归、方、刘、姚等人，是因为他们“既非创造才，胸中又无物，其伎俩惟在仿古欺人，直无一字有存在之价值，虽著作等身，与其时之社会文明进化无丝毫关系”。倘若因政治的一时一地之狭隘需求而迫使文学屈从，则文学同样有“藻饰依他”之虞，同样无法获得“独立自尊之气象”，也就失去了独立存在之价值。

陈独秀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在与胡适关于文学革命的通信中，他对胡适所提“八事”，不赞同者有二，其一是“须言之有物”。他说：

鄙意欲救国文浮夸空泛之弊，只第六项“不作无病之呻吟”一语足矣。若专求“言之有物”，其流弊将毋同于“文以载道”之说？以文学为手段为器械，必附他物以生存。窃以为文学之作品，与应用文字作用不同。其美感与伎俩，所谓文学美术自身独立存在之价值，是否可以轻轻抹杀，岂无研究之余地？况乎自然派文学，义在如实描写社会，不许别有寄托，自堕理障。盖写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不同也以此。

陈独秀反对此点，除有重复之嫌，更因为若“专求”于此，恐重蹈“文以载道”之覆辙，文学因之变为“载道”的手段或器械，抹杀了“自身独立存在之价值”。针对此诘难，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专做解释。

从文学本义论角度，陈独秀提出“文言合一”的观点。当然，这里说的“本义论”，并没有现代西方理论中“自足论”的含义，但关注的也是文学语言问题；此语言问题，与文学的“写实”，与其能够发挥激浊扬清、唤醒国民心智的功用，紧密相连。在陈独秀那里，“文学革命论”为一论，“文学本义论”为一论，两论并行不悖，甚或可视为两位一体。因为在当时情况下，倡导本义论即为倡导革命论，亦即希冀文学摆脱“载道”的长久羁绊，回归其本义；回归本义的另一层意思，即“文言一致”。在《答曾毅》(1917)中，陈独秀说，道即理即物，亦即思想内容，此乃对道的广义解释。“惟古人所倡文以载道之‘道’，实谓天经地义神圣不可非议之孔道，故文章家必依附六经以自矜重，此‘道’字之狭义的解释，其流弊去八股家之所谓代圣贤立言也不远矣”。又说：

何谓文学之本义耶？窃以为文以代语而已。达意状物，为其本义。文学之文，特其描写美妙动人者耳。其本义原非为载道有物而设，更无所谓限制作用，及正当的条件也。状物达意之外，倘加以他种作用，附以别项条件，则文学之为物，其自身独立存在之价值，不已破坏无余乎？故不独代圣贤立言为八股文之陋习，即载道与否，有物与否，亦非文学根本作用存在与否之理由。

鄙意今日之通俗文学，亦不必急切限以今语。唯今后语求近于文，文求近于语，使日赴“文言一致”之途，较为妥适易行。

陈独秀倡导文学本义，其用意仍在破除“文以载道”之陋习，此点非常明确，且是文学革命的核心。在上述通信中，文学本义被定位在“达物状意”，文学之“文”则被诠释为“特其描写美妙动人者耳”，这已接近俄国形式主义文论中所谈“文学性”，指向的都是文学语言的特殊性，而不是在文学语言之外，别求他项以作限制条件。文学革命即是文学解放，文学解放即意味着解除所有束缚在文学本义之上的各种限制。“文言一致”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陈独秀心中，已经到了不容讨论、更不容置疑的地步。文学是否要改良，他认为可以自由讨论，“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其故何哉？盖以吾国文化，倘已至文言一致地步，则以国语为文，达意状物，岂非天经地义，尚有何种疑义必待讨论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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