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论本义论与实用说陈独秀马克思主义文学批(5)

现在国势危机，内地风气，还是不开。……做小说、开报馆，容易开人智慧，但是认不得字的人，还是得不着益处。我看惟有戏曲改良，多唱些暗对时势开通风气的新戏，无论高下三等人，看看都可以感动，便是聋子也看得见，瞎子也听得见，这不是开通风气第一方便法门吗？……我很盼望内地各处的戏馆，也排些开通民智的新戏唱起来，看戏的人都受他的感化，变成了有血性、有知识的好人，方不愧为我所说的世界上第一大教育家哩!

不过，《文学革命论》发表之前，陈独秀并未提出“文言一致”的主张，也没有将“文学之文”与“应用文之文”区分开来的自觉意识，他的批评标准是较为纯粹的实用主义。通俗小说、诗词和戏曲，因其使用俚语俗语，易于接受，读报、看戏的人受其感化，“变成了有血性、有知识的好人”，可以起到一般教育起不到的作用，所以应当提升其地位，并加以改良。《文学革命论》刊布之后，陈独秀将“实用”观与其“写实(即实写)”观，亦即将文艺的接受效果与创作者的创作方法，关联在一起：“实用”要求创作者更加贴近社会实际生活，贴近读者；而只有“写实(实写)”才会感化读者，推动读者参与社会变革。在面对《文学革命论》引发的各种争议时，他回答说：

若古典主义之弊，乃至有意用典及模拟古人，以为非如此则不高尚优美，隽永妍妙，以如是陈陈相因之文体，如何能代表文化？如何能改造社会，革新思想耶？西洋近代文学，喜以剧本，小说，实写当时之社会，古典实无所用之。实写社会，即近代文学奖之大理想大本领。实写以外，别无所谓理想，别无所谓有物也。

仆对于吾国之近代文学，本不满足，然方之前世，觉其内容与社会实际生活，日渐接近，斯为可贵耳。国人恶习，鄙夷戏曲小说为不足齿数，是以贤者不为，其道日卑，此种风气，倘不转移，文学界决无进步之可言。

“写实(实写)”成为文艺创作的不二法则。它之所以高于“空想”的文学，不是因为艺术技巧上的别具一格，是因为它有益于读者，进而有益于国家、社会。“写实(实写)”本身，既是对创作题材/内容的要求，它所运用的“文言一致”的语言方式，亦可视为贴近社会现实(民众当运用俗雅结合的语言)的表现。如此，作为创作目的或理想所提出的“写实(实写)”，指向的是创作成果所具有的接受效应(有用)；文学本体论，就此演绎为文学工具或手段论——文学是服务于社会变革这一总体目标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虽然对文艺作品的内容与形式予以辩证对待，但始终强调内容对形式的决定意义。特雷·伊格尔顿认为，这种辩证观念“反对两种对立的观点。一方面，它抨击形式主义流派(本世纪20年代的俄国形式主义是其缩影)；这一流派认为，内容仅仅是形式的一种作用……另一方面，它也批评了‘庸俗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即认为艺术形式仅仅是外加在动乱的历史内容上的一种技巧”。陈独秀在文学批评标准上，认为文学的自足论与实用论，或者，本体论与工具论，互为一体且相互转化，可以视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内容与形式关系上辩证观念的一种体现。

四、批评方法论：文学与历史分界

陈独秀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理论，除在《论戏曲》《现代欧洲文艺史谭》《文学革命论》等文中有较为集中的表述，主要散布在书信往来、演说等中。他也少有对当世文艺新作的评论文章。在为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新式标点本《水浒》《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的新叙中，他借评价中国古典名著，谈及文学的技术、文学与历史的不同，并涉及批评方法问题。

在《〈水浒〉新叙》(1920)中，陈独秀认为：“文学的特性重在技术，并不甚重在理想。理想本是哲学家的事，文学家的使命，并不是创造理想；是用妙美的文学技术，描写时代的理想，供给人类高等的享乐。”他将“技术”与“理想”对举，有别于此前常常以“写实”来摒弃“空想”；“写实”与“空想”皆可看作文学家的使命，只不过随着社会进化和时代发展，后者已不适用于现实。而“技术”与“理想”，一属于文学家，一属于哲学家；后者的使命是“创造理想”，前者的任务是“描写时代的理想”，这种描写是一种特殊技术。结合《水浒传》，他指出：“在文学的技术上论起来，《水浒传》的长处，乃是描写个性十分深刻，这正是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中国戏剧的缺点，第一就是没有这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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